我受訪談及香港調查報導發展﹣見於《青年記者》

文章見於《青年記者》網站。全文有關我的訪問內容見下：

十年繁华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调查性报道开始频频见诸香港的报端，这似乎很好地回答了俞旭先生当时的考虑。 1994年加入香港《壹周刊》，从高级记者，到编辑，到副总编辑，再到总编辑，陈贝琼女士在那里呆了足足12年。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她笑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调查性报道。”她的十年恰恰是香港调查性报道稳步发展的十年。 陈女士认为90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在香港兴起有三方面的原因。在她看来，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社会变化。因为社会变动才有新闻，而新闻亦一直致力于反映社会变动。一般性的新闻如此，调查性报道同样如此。在《壹周刊》最初的一两年，陈女士做得最多的是罪案新闻和社会新闻，因为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尽如人意，社会的焦点是罪案，所以新闻的焦点也是罪案。1996年，调查性报道的数量开始增多。对此，陈女士的解释是，“因为回归前一年，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了。”普通百姓纷纷好奇于行政长官、律政司司长等政府要职的人选，因为这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这种好奇和关注促使香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调查性报道。第二个原因在于，报馆的资源开始增多,有资源的报馆也开始增多，这一客观条件使得记者可以做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新闻，比如调查性报道。第三，新闻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记者可以有能力接触和解读公共信息。 回归前一年和回归后一两年，香港的调查性报道一直围绕着官员背景和政府政策展开。按陈女士的说法，“当时的社会气氛就是这样子，不会再有罪案新闻和社会新闻了，那些都没有意思了。” 英国政府有一项规定，尘封的政府文件和档案30年之后可以向公众开放。为获取更多独家资料，陈女士曾经在1997年之前专程到英国的政府档案处查阅资料。在英国的五天里，她每天一大早从住处走到英国政府档案处，查一整天的资料，再走回住处。“每天就是去档案馆翻查看看30年前有什么文件是关于香港的，我想知道30年或者更早之前，英国政府对于香港回归有什么看法或者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安排。” 她还回忆起当时做的一个关于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身世背景的调查报道。那是个颇大的稿件，整整十页的报道，塞满了独家细节。往事让陈女士颇为激动。虽然此时她的身份是一位新闻教育者或者一位传媒学者，然而从她洪亮的声音、利落的语风，处处可以看出当年那个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记者的影子。她到上海董建华的老家，采访他的阿姨。当时董建华已经60岁了，他的阿姨显然年纪更大。这为采访增加了两个棘手难题：怎么找到这个阿姨？找到之后，年迈的阿姨能否清晰地回忆往事？在茫茫人海走街串巷，朋友托朋友，找了许久，她终于找到了那个阿婆。“阿婆跟我讲了很多他（董建华）小时候的事情，还有他父亲的事情。”这些细节让报道耐读。报道不仅关注董建华的背景，还关注他背景里的诸多疑点，其中包括他的家族企业遭遇的财务危机以及化险为夷的细节。为此，陈女士走访了董建华在上海的公司“东方海外”，同时还花大力气拜托不同的人去调查他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司。 那个时候，香港政界还出现了一位神秘人物叫叶国华，他当时被任命为特首顾问。这个职位颇为蹊跷和敏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以前没有过的职位？又为什么是叶国华这个人来担任这个职位？这一系列问题又促生一系列调查。“后来我发现这个叶国华先生跟北京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在当时写的报道里暗示他可能是北京方面安插在董建华身边的一个人物。” 陈女士特别强调了这十年间香港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 1997年十月，当香港还沉浸在回归的喜庆气氛中时，亚洲金融风暴的步伐悄悄临近了。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政治类的调查性新闻渐次淡出，财经类的调查性报道接踵而来。记者们关注的重点是索罗斯跟各个银行以及投资机构的关系。金融风暴过去以后，香港政府做了一个关于整个金融风暴的来龙去脉的总结性调查。当时《壹周刊》也做了一个自己的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政府没有告诉公众的东西，顺着这些东西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这个时候之所以有这种财经类的调查新闻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气候。”陈女士总结道。 2003年，“非典”以突如其来之势肆虐大江南北，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香港调查性报道的焦点。“不过那个时候媒体的主动调查相对较少，因为记者没有线索。通常都是受影响的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愿意把一些政府没有公开的资料告诉媒体，媒体再根据这些消息顺藤摸瓜去做调查。”陈女士回忆道，“‘非典’差不多是最近比较大型的调查报道，那以后这种趋势就渐渐平淡。” 这种“渐趋平淡”的背后是香港日益稳定的社会。陈女士认为香港相对公开透明的政制也给这个社会减少了一些悬念，从而少了一些调查的必要，“香港有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质询制度。一个政策的出台需要在区议会讨论，在立法会讨论。一些重要的文件政府要向议员仔细解释，那个时候公众和记者都有机会看到这个政策为什么会这样写，他们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样一来，比较多的资料就变得公开了。”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博士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真的说像‘水门事件’这种重大议题的调查性报道，可能在香港不是太多。香港比较小，政治问题不是特别多，也很难去了解。通常都是到了选举这样的特殊时期，候选人甲放一些料针对候选人乙，说乙有什么事情，媒介再跟进。比如很多年前的程介南事件。”2000年，当时的民建联副主席程介南代表民建联参加是年香港立法会选举，被《苹果日报》揭发他秘密成立经营公司却没有申报，涉嫌以权谋私，大大影响了他的选情。这可以被视作近年来“揭丑式”政治新闻的一个典型案例。（16） 香港报纸的港闻版比重最大的题材是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政治新闻中的调查性报道虽每每一出即如重磅炸弹，但囿于客观条件终究比较少见，社会新闻或者民生新闻则是调查性报道频频切入的领域。 陈贝琼女士坦言香港记者的调查性报道的集体意识不是特别普遍。她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英语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的课程时，会花相当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如何获取香港的公开资料，如何利用这些公开资料写出一篇好的调查性报道。虽然香港记者的调查性报道的集体意识并不强烈，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女士的努力，无疑可以让调查性报道的理念和实践在年轻一代的香港记者中得以传承。